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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事实未明之前，我俱乐部尊重“疑罪从无”的原则，（作为前雇主）对相关球员及家人予以道义层面的支持。若后续司法程序确认球员行为有违职业道德，损害了俱乐部利益、声誉和足球行业形象，我俱乐部支持中国足协对涉事球员施加适格行业处罚，并将依法向涉事球员索赔。若查清事实表明有任何职业俱乐部怂恿、组织参与相关违法违纪行为，我俱乐部和其他公平竞赛的俱乐部一样，深受假球赌球其害。我们将联合所有秉持并践行公平竞赛原则的职业俱乐部，倡议行业自律与互相监督，坚决要求涉假涉赌的俱乐部退出中国足球、接受法律制裁并主张其赔偿损失。

　　2019年中甲联赛，球员祝一帆在我俱乐部效力期间经常下注盘口参与赌球，甚至在主教练明令禁止的情形下违规将手机带入更衣室，被主教练怀疑涉嫌踢假球。综合其训练状态及其他生活纪律问题，我俱乐部对其进行了处罚，下放预备队并扣发其部分薪水以待调查结果论定。其间，祝一帆以欠薪为由与我俱乐部解约，再根据时任总经理李某主导的阴阳合同向我俱乐部申索经济利益，将同一案件、同一争议提交中国足协仲裁委裁决后又提交法院审理。由于彼时足协仲裁委与人民法院的管辖划分不明，司法实践不统一，且足协仲裁委在裁决中表达了“安家费协议”与足球行业无关的观点，导致中国足协明令禁止的阴阳合同竟荒谬地获得认可执行。

　　祝一帆案的客观结果是这名球员先通过足协仲裁取得争议的薪资部分，再另行发动民事诉讼，利用人民法院当时不够熟悉足球行业，从法院取得足协仲裁拒绝处理或驳回的其他经济利益，如阴阳合同中所谓的“安家费“、“补贴”或“奖金”。祝一帆案的谬误必须予以纠正——因为它错误示例了如何利用现阶段足球相关法律和司法实践的真空地带重复发动程序，索取不应得的、非法的利益，浪费司法资源并造成俱乐部（作为雇主）的诉累，鼓励了一部分足球从业者、俱乐部工作人员的违法投机行为（见下文第三项沈丽案）。目前，已有另一名前球员效仿祝一帆的做法，在其申请的足协仲裁驳回“奖金”诉求后，又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祝一帆案的错误结果发生已约两年。在此期间，我国体育法治在实际案例的推动下不断完善，逐渐达成共识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等司法执法部门应当介入曾经封闭、与一般法律原则脱节的足球行业。针对出现不少错误结果的足协与人民法院管辖混淆，2022年12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201号指导性案例、2023年1月1日生效的新修订《体育法》以及2023年6月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发布的涉体育纠纷民事典型案例作了更清晰的划分与释明。有鉴于此，并结合本轮足球行业整肃的大背景，我俱乐部已于近期针对祝一帆提起再审程序并跟进后续司法程序，将继续追索其损害我俱乐部合法权益及足球行业形象的法律责任。

　　2020年末沈丽被我俱乐部开除后，依据一份其承认模仿李毅或曲波（体育总监）模板合同条款起草的协议，先后提起劳动仲裁与民事诉讼，向我俱乐部索要“双份工资”和“百万年薪”。沈丽向各公权力机关均承认了该协议系其模仿体育总监合同条款自行拟定，但无法提供缺失的俱乐部公章使用流程，无法解释与俱乐部缺乏任何针对协议文本的沟通记录，以及为何该协议文本明确约定了需双方逐页签字的生效要件，却没有俱乐部法定代表人的任何签字更遑论“逐页签字”。

　　经审理，如皋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0日作出（2021）苏0682民初706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沈丽依据协议的形成过程及以此为由主张工资报酬的行为有犯罪嫌疑，裁定驳回沈丽起诉并将材料移送公安机关。2022年8月，沈丽再次起诉，我俱乐部就其依据协议的内容和形成过程提出了六大疑点。2023年2月16日，如皋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苏0682民初7519号民事判决书，判定沈丽依据的协议形成过程与证言自相矛盾，“案涉合同难以认定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约定，原告沈丽持有的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不能作为认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遂不予支持其主张，驳回沈丽所有诉讼请求。沈丽败诉后，又于2023年3月提起上诉，2023年5月进行了第一次开庭（谈话），我俱乐部对沈丽案以调解形式结案当庭予以明确拒绝。

　　在其接连发动的多起劳动仲裁及诉讼程序，以及公安机关介入的刑事调查程序中，沈丽利用其行政岗位之便掌握的祝一帆案为例，扭曲事实向法院污蔑我俱乐部“习惯性欠薪”、“无视契约”，试图以被欠薪雇员的受害者形象影响法院的自由心证。另外，其私自截存了我俱乐部人事合同、案卷资料和仲裁文书等作为“证据”提交，向法院力证因为李毅、曲波的体育总监模板合同“年薪百万”，沈丽自称的行政主管便理应年薪百万。逻辑的荒谬自有司法评判，但沈丽的行为已涉嫌非法侵占和使用我俱乐部财产、商业秘密。

　　通过研判，我们认为沈丽的行为已涉嫌虚假诉讼，滥用本已十分紧张的基层司法资源。区分民事纠纷与虚假诉讼罪的法律标准较模糊，司法实践还未完全统一，我俱乐部在将其定罪的过程中确遭遇不少阻力和困难，自然也包括沈丽喋喋不休的恶意举报和报复。但我们不会放弃对沈丽的追责。其作为一个不掌握一线队核心事务的行政后勤人员，就能利用接触到的公章、合同、案件信息不断给俱乐部造成骚扰与诉累，教训深刻。沈丽案也充分昭示了错误判例（如祝一帆案）的蝴蝶效应，以及职业俱乐部完善用人和公章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合规的重要性。我俱乐部特对此案例进行公开分享，为兄弟俱乐部提供参考、借鉴及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