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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印度安全部队的高压清剿与意识形态领导人索努的公开投降，印共（毛）已陷入明显的组织式微与内部分裂。本文以跨越数十年的田野经验为基础，系统梳理了该运动从兴起、扩张到衰败的全过程，在批判暴力策略及其向企业与民众勒索“税款”的同时，亦强调其根源于贫民、达利特与部落群体对长期结构性不平等的集体抗争。衰落既源于新世纪以来道路与通信基础设施深入腹地、政府治安行动的全面升级，也与该运动自身未能为根据地构建可持续经济秩序、并对当地居民实施暴力惩戒有关。这些因素使外部空间对毛主义难以产生持续共鸣，侵蚀了其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2020年后，核心领导层投诚潮出现，运动实质上已走向终局。但作者提醒：失败并不意味着导致其诞生的深层贫困、土地不平等与国家治理缺位已被解决。印度发展叙事与极端贫困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缝，也是本文最为沉重的命题。本文作者系印度资深记者，曾多次只身犯险前往印共（毛）根据地，采访成员及同情者。为研究该运动历史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自21世纪以来，势力不断壮大，不仅对政府军发动大胆袭击、劫掠警察军械库，更将某些区域宣布为“解放区” 。他们的活动范围形成一条连续的弧形地带，从尼泊尔边境的东部延伸至印度南部德干高原。分子沿用历史名称将这一地带称为丹达卡冉亚（Dandakaranya，DK）。这片区域不仅是印度部落民阿迪瓦西人（Adivasis，即与原住民之意）的聚居地，更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及其他自然资源。印政府企图控制这些自然资源财富，但武装成为阻碍。2009年，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将他们称为印度“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

　　我们姑且将来火车站接笔者的瘦弱男子称为“A”，“A”骑着破旧摩托车前来，曾是成员，同时身为达利特，即印度教种姓制度底层的所谓“低种姓”群体。他们与阿迪瓦西人一样，在印度长期遭受压迫。他住在贫民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城里其他几人一同被一名女性招募。数年后，“A”为了养家退出党派，他发现外面的生活比森林里的生活更艰难。对“A”这样的人而言，摆脱种姓制度赋予的贫困与苦涩绝非易事。他靠打零工度日，夜里借酒消愁，在院子里高唱革命歌曲，试图暂时驱散心中的苦涩。

　　十二年前，个人经历使笔者开始关注克什米尔和。我的家族属于印度教徒，是克什米尔这唯一一个占多数的邦的少数群体，却坐落在印度教占多数的印度本土。1990年，随着极端分子开始针对印度教少数群体，我们被迫离开。短短数月间，约35万人的整个社区被迫流亡。然而对记者而言，这场驱逐并不具备新闻价值。当印度军队开始对武装分子展开军事行动，伴随着对平民的残酷乃至暴行，克什米尔逐渐成为危险之地。但对记者来说，这仅仅意味着奖项、资助和研究基金。

　　笔者最初并非有意离开克什米尔，而是偶然踏入了游击区。此前笔者刚离开德里不久，仅在克什米尔以南数百英里的地方。但当笔者深入探索印度腹地时，却意外踏入最贫困人群栖居的偏远地区。当今印度，人们谈论时常提及“万亿美元经济体”等词汇，而这些地区却依然存在因饥饿致死的现象。深入印度乡村的所见令笔者如梦初醒，相比之下，笔者的流亡仅仅是离开一个虽不奢华但舒适的家，转而在查谟市的破旧房间中忍受流亡的屈辱，这似乎变得可以承受。当时势力尚未引起广泛关注。时隔十余年后，辛格总理才就问题发表声明，所以当时很难说服编辑报道相关事件。但笔者坚持了下来，主要是因为感到自己正在接受真正的教育，这是新闻学院永远无法提供的。这些年里，政府对的漠视反而成为优势，人们可以轻松前往丹达卡冉亚，而不会引起安全部门的怀疑。

　　当我告别“A”，踏入丹达卡冉亚一端的丛林时，我明白必须更加谨慎。我刻意避免在约见的城市停留超过数小时，因为酒店预订可能暴露行踪，警方会开始监视我。次日下午，我就到达了营地，在帆布篷下会见了指挥官加贾拉·阿肖克（Gajarla Ashok）及其他高层，包括一位名叫纳尔玛达·阿卡（Narmada Akka）的女领袖。与多数领导者相同，他们皆来自城市。这些曾是教师、工程师、社会科学家及大学辍学生，他们皆因革命理念而投身运动。他们怀揣建立“印度延安”的共同理想来到丹达卡冉亚。但成员招募的核心力量来自阿迪瓦西人，更早之前则来自达利特等“落后”群体的工人阶级和农民。

　　于20世纪80年代初决定进入恰蒂斯加尔邦及其毗邻地区（包括丹达卡冉亚）开展活动。这是他们第二次尝试发动革命，更早一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村（Naxalbari），那些为地主耕作却仅分得微薄收成的农民，因不公待遇而起义反抗。这场起义受到印度主流成员的鼓动，他们对本组织日益感到幻灭。这种质疑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存在。例如在法国1968年5月左翼学生抗议期间，战后左翼被视为障碍社会变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德烈·戈尔兹曾质问：“用官僚独断意志取代雇主的独断意志，我们究竟赢得了什么？”近四十年前，印度革命者巴格特·辛格表达过类似观点，1931年，年仅23岁的他被英国当局处以绞刑。在行刑前一个月致青年政治工作者的信中，辛格警告说，仅仅将权力从英国人移交给印度人是不够的，需要彻底改造整个社会，他说：

　　辛格的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即便在1947年，对社会正义坚信不疑的尼赫鲁总理接管印度政府后，贫困阶层、达利特人、阿迪瓦西人等边缘群体仍被排除在其五年计划的福利体系之外。封建制度并未消亡。虽曾推行土地改革以打破封建财富和权力的垄断，但权贵阶层总能钻法律空子。富人迅速投身政坛，警方则沦为其私人武装。直至2019年，印度政府调查显示83.5%的农村家庭拥有不足一公顷的土地。政府计划委员会数据（1997-2002年）表明：达利特群体中无地者达77%，阿迪瓦西群体则高达90%。2013年印政府全国抽样调查显示，约7%的地主拥有近半数土地。

　　20世纪60年代，这些心灰意冷的者认为印度已变得自满而且腐败，其领导人是“革命事业的意识叛徒”。他们在《德沙布拉蒂》（Deshabrati，孟加拉语意为“对祖国的奉献”）、《人民前进》（People’s March）、《解放》（Liberation）等刊物上发表长篇论述，充斥着术语。其控诉的核心在于议会左翼辜负了贫苦阶层与工人阶级。1969年，这些分裂出来的者组建了印度（马列），宣布其目标是团结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他们向中国寻求援助，中国迅速响应，称这场起义为“印度的春雷”（译注：取自人民日报社论标题）。部分受思想感召的成员经尼泊尔和西藏自治区前往中国，受到来自中国的政治培训。

　　毛主义思潮从纳萨尔巴里蔓延至比哈尔邦、安得拉邦、旁遮普邦、喀拉拉邦等地。在核心领导人查鲁·马宗达（Charu Majumdar）鼓动下，游击小队开始实施“阶级消灭”，杀害数百名地主及其爪牙、警察等国家代表。马宗达宣称，“放任凶手存活等于判我们死刑”。该党机关报《解放报》1967至1972年间，充斥着杀死地主的报道，详述农民游击队如何“没收”地主土地及其他财产。然而实践证明，“阶级消灭”适得其反。例如在加尔各答街头，精英院校出身的懵懂青年手持弹甚至刀片，专门袭击独行警察。

　　康达帕利·西塔拉马亚（Kondapalli Seetharamaiah，一般称KS）正是对印度议会左翼现状深感不满者之一。他曾在安得拉邦任教，身处封建主义悠久且斗争激烈的土地。以毗邻恰蒂斯加尔邦的北特伦甘纳地区为例，即便印度独立数十年后，诸如“维缇系统”（Vetti）这类奴隶制封建习俗仍在延续。这位印度前党员并未完全丧失希望，决定与马宗达同行。但在重新开展工作之前，他认定需要建立后方基地，正如思想倡导的那样，让游击队员藏身于森林之中。他对马宗达路线的另一项修正，是主张建立公开组织推进革命事业，而这正是马宗达坚决反对的。1969年，KS派遣一名年轻医学生前往北特伦甘纳的森林地带，探查建立后方基地的可能性。但因缺乏支援，这名孤身探路者未能取得进展，只得折返。20世纪70年代中期，KS再度派遣人员深入恰蒂斯加尔邦腹地。这名接受过基础医疗训练的男子在深山里待了几个月，开始为贫困的部落居民治病。但仅凭一两个人又能做什么呢？于是他也回来了。

　　于是KS再次调整策略，他将毛主义者从幕后带入前台，创立了几个表面上是民间协会的组织，实则旨在传播毛主义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74年10月成立的激进学生联盟（RSU）。在KS的指示下，该组织成员与“人民戏剧团”共同发起“进村运动”。这些年轻的激进学生和武装斗争的坚定信徒试图让村民获得政治“觉悟”。“进村运动”初期颇有成效，吸引了众多工人阶级背景的学生及青年。安得拉邦各高校及知名机构数百名青年放弃学业，誓言为穷人而战。时任邦首府海得拉巴的奥斯曼尼亚大学十四名学生加入，另有四十名来自邦内其他地区的青年加入RSU。

　　毛主义者的“进村运动”在卡里姆纳加尔县贾格蒂亚尔镇找到了沃土。当地与整个安得拉邦一样，人们庆祝花卉节（Bathukamma），活动包括在地主阶级统治的村庄进行戏剧表演。村庄的种姓隔离制度严苛，地主居住在村中心，达利特人则栖身于村落边缘。但如今在贾格蒂亚尔，达利特劳工拉克什米·拉贾姆将戏剧表演带到了达利特聚居区。另一名达利特男子波谢蒂占领了一块政府所有的荒地，这片土地通常由地主掌控。这些行为激怒了地主，他们杀害了这两名达利特活动家。

　　1978年9月7日，在毛主义者号召下，来自150个村庄的数万农业劳工穿越贾格蒂亚尔中心地带举行。由两人领队：其一是马帕拉·拉克什曼·拉奥（Mupalla Laxmana Rao，别名Ganapathi），他来自卡里姆纳加尔本地，后来成为KS最亲密的顾问，继任毛主义者首领；另一位是马洛朱拉·科泰什瓦尔·拉奥（Mallojula Venkateshwara Rao，别名Kishenji），这位科学专业毕业生之后成为一位高效的领导者和军事指挥官。

　　基于这些乡村运动的经验，KS决定推进武装游击区建设，由武装小队动员农民挑战国家权力。1980年6月，七支5至7人组成的武装小队深入腹地——其中四支进入北特伦甘纳，两支进入恰蒂斯加尔邦巴斯塔尔地区，一支进入马哈拉施特拉邦加德奇罗利地区（阿迪瓦西原住民聚居区）。当地居民多靠采集为生，生活方式数百年未曾改变。阿迪瓦西人居住的土地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但他们连教育、医疗等基本现代服务都无法获得。像护林员这样的小政府代表会以过时的森林法为由，骚扰原住民使用木材等资源。起初，阿迪瓦西人并不欢迎的存在。但不久后，双方形成某种同盟关系，国家政权成为共同敌人。随着势力推进，政府逐渐退缩，阿迪瓦西人开始行使对森林的权利。在许多地区，封建地主都按的要求接受了“正义”的审判。

　　1980年，瑞典作家扬·米尔达尔（Jan Myrdal）探访据点时，有位向他讲述了发生在北特伦甘纳邦（North Telangana）的事件，米尔达尔在《印度在等待》（India Waits，1986年）一书中对此有所记载。当地一名恶名昭彰的流氓替地主主人恐吓民众，并了一名洗衣女工，该女工羞愧跳井自尽。毛主义者获知此事后，四名不久前还是学生的成员在集市上将恶棍引诱出来，用套索将其擒获，砍下双手钉在商铺内的墙上。

　　这起粗暴的私刑激起了更多年轻人加入，例如毕业于声誉卓著的瓦兰加尔工程学院的南巴拉·凯沙瓦·拉奥（Nambala Keshava Rao），以及拥有奥斯曼尼亚大学硕士学位的帕特尔·苏达卡尔·雷迪（Patel Sudhakar Reddy）。马德拉·斯瓦纳拉塔（Maddela Swarnalata）和博拉姆·斯瓦鲁帕（Borlam Swarupa）等年轻女性也加入其中。斯瓦纳拉塔出身贫苦达利特家庭，通过激进学生联盟被招募。20世纪80年代初，她曾参与对抗右翼学生组织（尤其是全印度学生联合会）的冲突。警方对其展开追踪，施压逼其供出已转入地下活动的信息。不久后，她也不得不转入地下，加入武装小队，最终在1987年4月与警方的交火中牺牲。与此同时，斯瓦鲁帕通过参与农民团体争取农产品价格的运动而活跃。领导层安排她以劳工身份进入海得拉巴一家饼干厂，以便在工人中发展新成员。身份暴露后，斯瓦鲁帕被调往游击区，成为北特伦甘纳地区首位女性指挥官，率领游击队作战直至1992年2月在交火中牺牲。毛主义运动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其对女性的强大吸引力。对生活在父权思想压迫下的工人阶级女性而言，加入毛主义运动如同获得解放。

　　新兵常带动亲友兄弟姐妹加入。加州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曾论述这种“强纽带”现象，即个人关系将人们引入暴力“高风险行动”。在巴斯塔尔等地，游击队将他们视为剥削者的个人和机构列为打击目标。例如，他们开始为当地香烟制造所需的乌木树叶收购谈判争取更优价格。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向商人勒索组织运营资金。研究乌木树叶产业的挪威人类学家伯特·苏肯斯（Bert Suykens）称其为“联合榨取体制”。武装还开始向当地采矿企业及政府承包商勒索“税款”。在此过程中，他们背离了“将森林归还阿迪瓦西人”及“扶助贫困群体”的承诺，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组织运作和袭击政府军行动。印度社会学家贝拉·巴蒂亚（Bela Bhatia）在1995至1996年间比哈尔邦中部的研究中指出，领导人“对改善乡村生活质量几乎毫无兴趣”。她在2005年的著作中更写道，这些领导人将发展视为“与革命意识相悖”。

　　安得拉邦特警成功锁定藏身贫民窟并使用假身份的甘迪。他出身孟买精英琐罗亚斯德教家庭，父亲曾任葛兰素史克财务总监。他在精英学府杜恩公学与印度政治世家子弟同窗，后赴伦敦深造会计专业。在英国接触激进政治思想后，他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返回孟买，结识了来自印度知名世家的阿努拉达·尚巴格（Anuradha Shanbag），她是位埃尔芬斯通学院的年轻学子。尚巴格与甘地同为毛主义吸引，相恋后结为连理。不久后的1981年，他们在安得拉邦结识KS，迁居某城市贫民区，期间尚巴格招募了我的朋友“A”等人。2007年，尚巴格晋升为毛主义中央委员会成员，这在女性中实属罕见。然而次年，她在游击区感染疟疾后因并发症去世。

　　在他被捕前后，笔者获得了与毛主义领袖甘达帕蒂（Ganapathi）罕见会面的机会。这次会面纯属偶然，通过一些公开支持者，他得知笔者身处某座城市，该城毗邻他当时藏身的游击区。当时国家监控已达顶峰，毛主义领导层对外界接触极为谨慎。特别是甘达帕蒂，极少会见除指挥官外的任何人。历经数日穿越游击区后，我获准用其部下提供的数字设备录下谈话。待甘达帕蒂离开该区域后，我将访谈内容转录成文，但连这份文字记录也不被允许随身携带。一个月后，我通过在德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收到了文字记录。

　　城市居民对毛主义者产生的好奇与同情很快消散。保守的印度人民党（BJP）在崛起为全国性政党后，不断利用克什米尔问题煽动印度本土的印度教情绪。21世纪初，激进分子将印度本土列为袭击目标，引发与少数群体的摩擦：2001年印度议会遭遇袭击，2008年孟买市遭遇。其间德里、海得拉巴、瓦拉纳西、斋浦尔等众多印度城市接连发生炸弹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与此同时，运动的公开支持者开始与克什米尔及印度东北部的分裂势力暗通款曲。这些潜在联盟引发争议，导致毛主义同情者遭受反噬，并被冠以新称谓：“城市纳萨尔派”。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正日益抬头，此后数年间，这个词汇成为政府一切社会运动的幌子，导致师苏达·巴拉德瓦吉（Sudha Bharadwaj）等民权活动家遭监禁。此外，装有安全部队遇袭遇难者遗体的尸袋被运往全国各地。

　　2015年五月，2018年接替甘达帕蒂成为首领的南巴拉·凯沙瓦·拉奥（Nambala Keshava Rao）在与警方交火中丧生。数周后，阿肖克另一位担任高级指挥官的兄弟亦遭警方击毙。除少数人外，整个领导层已被清剿殆尽。阿肖克近期加入了印度党。过去几年里，“A”一直失联，自从他的几位朋友因“城市纳萨尔派”身份被捕后。他的一位朋友前些天告诉笔者，他已不再与人往来。一个月前，古尔冈的一位朋友向我讲述了发生在他居住地的一件事。当地居民福利协会在公园里放置了一个笼子，里面放着香蕉，用来引诱附近猖獗的猴子。几个小时后，他们发现香蕉被某人吃掉了，香蕉皮留在笼子外面。这让我想象那个人有多么饥饿，很可能是个贫穷的工人。朋友给笔者发了居民协会WhatsApp群组的截图。有人写道：“检查监控录像。”

　　武装现已全面投降，请求政府接受停火协议。2025年9月一份据称出自领导层的声明公开致歉，称革命进程中领导层犯下若干战术失误，当前停火对终止流血至关重要。至于具体失误何在，信中未作说明。随着反毛主义行动愈演愈烈，深山中的残余分子终将投降或覆灭。历史如何评判他们尚难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若非他们，人们对DK腹地的迫切关注就不会出现。然而，对古尔冈偷香蕉的男子而言，以及吉里迪赫那个甚至看不到一根香蕉的人而言，这一切毫无意义。